摘要：“扫码支付”已成为时下主流的日常付款方式，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近些年来，不法分子秘密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获利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偷换收款码获利行为的定性问题常为法律人士热议，在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存在着一定争议。行为人利用互联网电子货币支付的流转逻辑，窃取商家钱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准确定性二维码偷换行为，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刑法打击和惩罚这类犯罪行为的效能，抑制新型犯罪的滋长，引导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关键词：偷换收款二维码；行为定性；盗窃罪；诈骗罪；财产性利益智能手机“扫码支付”是工业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下的产物，顾客通过存有定量钱款的手机支付宝、微信，“扫一扫”商家收款二维码，短时间内可快速实现电子货币的转移支付，完成消费结算。但不少不法分子利用扫码付款的特征“偷梁换柱”，将商家收款码秘密偷换为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收款码获取非法利益，实施新型犯罪行为。笔者以邹某盗窃案作为行文切入点，结合时下一些争议观点分析论证，以期对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获利行为进行准确定性与说理，为相似案件的刑事实务审判提供参考，贡献绵薄之力。2017年2月，邹某先后潜入某市沃尔玛商场门口的脆皮玉米店、章鱼小丸子店、可可柠檬奶茶店以及邻市多地的店铺等，乘人不备之时将不同商家摆放的收款二维码秘密偷换为其微信收款码，以致顾客扫码后将钱款“顺利”转入邹某的微信零钱账户中获利。经查实，行为人邹某共牟取被害人王某、陈某等人的钱款人民币6983.03元。对于本案，该市法院认为,被告人邹某构成盗窃罪。其一，邹某秘密调换（或者覆盖）商家的微信收款二维码获取顾客所支付的款项，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秘密调换二维码是取得财物的关键。其二，顾客拿到商品后必须立即支付对等价款，商家的财产权利处于确定可控的状态。微信收款二维码可视作商家的收银箱，顾客扫描商家的二维码即是向商家的收银箱付款，邹某秘密调换二维码即是秘密把商家的收银箱换成自己的收银箱，使顾客的付款落入邹某的收银箱，为其占有。其三，邹某未对商家或者顾客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无法认定商家或顾客主观上受骗。诈骗意味着有“使诈”，才有“受骗”。邹某与商家或者顾客无任何联络，包括当面或隔空（网络电信）接触。除了调换二维码外，邹某对商家及顾客的付款无任何明示或者暗示，而是通过秘密手段使商家未发现二维码已被掉包，造成商家财产损失，这不是商家主观上自愿向邹某或者其二维码支付钱款的结果，是顾客基于商家的指令，当面向商家提供的二维码转账付款，其结果由商家承担，不存在顾客受邹某欺骗的情形，不应认定为诈骗罪。因此，被告人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手段调换商家二维码获取财物，数额较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少实务工作者、理论学者对该市法院的认定提出了一些质疑，甚至直接否定了法院的认定结论，在网上引发热议，渐而使之成为了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在理论与实务界，持诈骗罪观点主要可见于“一般诈骗说”、“商家被骗说”、“顾客被骗说”以及“三角诈骗说”等。1.持一般诈骗说论者认为，行为人实施积极的诈骗行为，致使受骗人相信并陷入了认识错误而处分自己的财物，导致财产损失[1]，被告人邹某使用欺骗的方法，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使商家误认为是自己的收款码而处分了顾客钱款给行为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2.“商家被骗说”与“顾客被骗说”是根据受骗人不同产生的争议，本质上未脱离“一般诈骗说”。持商家被骗说论者认为，商家为受骗人，偷换收款码行为致使商家错误认识了二维码的权属关系，顾客扫码付款后，导致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消灭，商家丧失对顾客的债权并遭受损失[2]。持顾客被骗说论者认为，顾客为受骗人，在行为人偷换后，顾客扫码付款前，顾客购买的商品价款由顾客占有；付款后商品价款由行为人占有，整个过程中商家始终未得到、未占有过该价款，顾客既是受骗人也是损失人，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3.持三角诈骗说论者则认为，顾客到店里购物，通过使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扫描商家收款二维码支付货款，顾客对支付的钱款数额具有处分意识，即顾客能够清晰认识：购物需要付款，且处分手机内与支付宝或微信零钱绑定的银行卡账户钱款的支付行为，而商家的收款二维码已被偷换，尽管顾客不知晓情况，也依然会将被告人的收款码默认为商家所有，基于错误认识而支付、移转自己的购物款，结果为被告人非法占有，邹某的偷换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266条骗取他人财物的构成要件，应定性为诈骗罪。顾客因被骗对邹某支付购物款，商家因顾客的错误处分而成为最终的财产损失蒙受人，属于“三角欺诈”[3]。财产损失蒙受人与被骗钱款处分人并非同一人，但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属于新型三角诈骗。笔者支持该市法院的认定结论，但认为法院在认定说理层面上仍存在瑕疵。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可知，影响盗窃罪认定的基本因素表现为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之目的侵犯他人财产权利、是否以秘密手段取得财物、对数额要求及其他特殊情形。本案被告人邹某偷换收款二维码牟利行为应按盗窃罪处断，其行为定性分析如下：1.行为人偷换收款二维码行为具有秘密性。邹某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他人钱款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将商家收款二维码调换或覆盖为自己的收款码，根据扫码付款的流转逻辑，行为人事先已然预想出作案的过程与结局，即顾客到店购物，扫码支付时会迅速转入邹某本人的微信零钱账户或支付宝账号中，实现占有钱款的目的。行为人使用秘密手段的主要表征在于不被商家或包括商家在内的其他人所察觉，达到掩人耳目以促进实现窃取钱款之目的，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性的显著特征。2.行为人盗窃的对象指向商家的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固然是指具有财产价值或经济价值的利益，具有无体性，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中，盗窃罪的适用范围通常限于财物或者有体物，排斥财产性利益[4]，我国刑法虽然未对财物的类型进行具体明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可知，我国对盗窃罪的适用显然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譬如电力、燃气、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票据、股权等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本案商家与顾客在商品交换中达成了货物买卖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即以口头形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从双方的交易形式看，是以电子支付方式而非货币实物交易，当商家发现顾客的付款迟迟未到账时依然不影响对顾客的债权主张，这里的债权集中表现为财产性利益，而邹某窃取商家收款码实际上是以秘密手段转移顾客的支付路径并盗走商家货款的行为。3.行为人的调换行为未让商家产生处分意识。其一，邹某实施行为过程中与商家缺少意思联系，难以认定为其对商家进行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不存在商家产生认识错误一说，反而商家会认为被调换后的收款码仍是原来摆放的收款码，顾客的付款理所应当地进入自己的微信“钱包”账户，因此阻断了商家的处分意识，这是由行为人手段的秘密性、商家的不知情导致的。其二，商家开店营业的本质在于营利，商家能够清楚地认识：营售商品，顾客购买必须支付对应的价款，商家本能地意识到自己享有对顾客的债权。本案中，邹某在完成调换之后离开现场，原来的收款二维码已脱离了商家的占有状态，这种“占有脱离”是在商家不知情、未察觉的情形下实现的，但这不意味着商家对顾客付款的放弃（商家也不会主动放弃本该享有的货款收益），即对顾客债权或财产性利益的放弃。处分财产性利益，是指债权人将自己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给对方，具体表现为放弃债权或者免除债务，使对方获得财产性利益[5]。同时，对于钱款的接受者，商家只需要意识到款项已转移出去，不关乎对方的身份特性，因而商家不具有对顾客债权的处分意识，从构成原理上排除了商家被诈骗的可能性。4.针对法院认定的第二点理由，笔者认为商家交付顾客购买的商品后，商家即享有对顾客相应的货款债权，具有确定性，但不一定具有可控性，线上支付不同于现金支付，不可控性体现于肉眼对支付程序中内部资金流动去向的不可视性及被盗可能性。此外，收款二维码只是顾客付款的介质或者电子货币的流转载体，并非为“收银箱”。在顾客扫描二维码后，其手机页面会即刻显示出支付信息，譬如钱款接收人、商店名称、待付款输入、转账时密码输入等，当完成简易的支付流程后，钱款旋即流转至对方的微信“钱包”（即所谓的收银箱）。被告人邹某调换收款码行为实际上秘密阻断了无形钱款流入商家账户的路径，转而流向自己的账户，并快速盗取商家的利益。行为人邹某在主观上具有盗取商家钱款的故意，客观上使用调换收款二维码手段以实现窃取钱款之目的，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64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构成要件。对邹某偷换收款二维码牟利行为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商家处分意识的判断与评价。对于诈骗罪的认定，基本的行为结构表现为:A实施诈骗行为→B信以为真，产生或陷入错误认识→B作出处分财物行为→A骗走财物，B损失财物。一般诈骗说观点与诈骗罪的基本认定思路相吻合，以此观点对本案定性为诈骗罪显然不妥。从行为人邹某着手调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预备阶段到使用秘密手段完成调换并离开期间，与商家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信息接触，商家对此仍处于不知情的状态，虽然邹某行为同时也具有隐瞒性，隐瞒对象是商家，但这种低程度的隐瞒无法让商家的意识发生直接的或根本性的改变，又或做出何种配合行为人的抉择，也就是说没有让商家上升至错误的认识层面。与此同时，商家对顾客的付款（货款收益）未作出放弃或者免除的意思表示，即商家没有向任何人让渡自己的货款权益，如此意味着商家没有作出有关处分其钱款的行为，不具备处分意识，商家的财产损失与其处分意识不存在关联性。譬如，甲坐在图书馆阅读，看见同桌乙旁边放着一部新购买的价值7000元的华为手机，趁其熟睡之际，偷偷将乙手机换成经甲格式化、同一型号的旧手机，并扬长而去，等乙醒来后才发现新手机被调换盗走。本案中，乙虽已熟睡，但新手机并未脱离乙的占有，而甲利用旧手机“偷梁换柱”，系非法占有（手机取得来源），排除侵占；甲实施的偷换行为虽具有隐瞒性，但由于甲乙之间不存在任何信息接触，且乙未作出任何放弃对手机的占有或者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表明乙此时不存在主观认识错误，诚然也不具备处分意思，排除诈骗，甲的行为应评价为盗窃行为。从诈骗罪的基本认定思路来看，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必须为同一人，如此行为人的欺骗行为与他人的财产处分之间便建立了因果关系，即诈骗罪要求受骗人应具备处分人资格[6]。而“商家被骗说”主张商家为受骗人，行为人诈骗的对象指向商家对顾客的债权，这种说法看似合乎逻辑，事实上商家不是钱款处分人，商家的损失与邹某的行为不存在诈骗因果关系，就无法将其评价为诈骗行为。譬如，甲将珍藏数年的“清代佩玉”以30万元出卖给古玩爱好者乙，并强调清朝某皇帝视其为珍宝，并随身佩戴此玉。乙见状信以为真买之，不久经鉴定发现该“佩玉”是价值仅3千元的高仿制品。本案中乙既是受骗人，又是财产处分人，乙的财产损失与甲的欺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甲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顾客被骗说”主张顾客为受骗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为人通过实施欺骗行为向顾客隐瞒了收款二维码的真相，使得顾客将钱款付给行为人，因此顾客既是受骗人，也是钱款处分人，应对邹某行为评价为诈骗行为。事实上，这种学说是存在漏洞的。其一，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可知，顾客履行的是支付货款的义务，顾客不是损失人，即使邹某存在欺骗行为，但未导致顾客财产损失的客观结果，商家是实际的财产受损人，因此难以定性为诈骗罪。其二，作为购物方，顾客没有主动审查商家收款二维码真伪、归属等的义务。因此，无论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从普遍性、通常性的视角来看，顾客会认为收款码属于商家才无顾虑地付款，简而言之，邹某实施调换行为没有直接改变顾客的处分意识。“三角诈骗说”将商家与顾客都定位为受骗的对象，即使钱款处分人与钱款损失人并非同一人，但不影响行为人成立诈骗罪，于是乎冠以“新型三角诈骗”（如下图所示）。
从过程行为的外观上看，邹某行为貌似很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要表现为：其一，换码行为是以非法占有商家钱款为目的；其二，隐瞒性的换码行为同时欺骗了商家与顾客；其三，顾客处分了自己的钱款，并为行为人所占有。但笔者认为，“三角诈骗说”的问题在于割裂了财产损失人与财产处分人的统一。本案中，顾客既是受骗人，也是财产处分人，但非财产损失人；商家既是受骗人，也是财产损失人，但非财产处分人，商家不具备财产处分意识，商家无法意识到顾客付款已转移至行为人邹某占有，且商家与顾客支付的钱款一直处于“脱离占有”的状态，无法有效证明商家对钱款进行了处分。盗窃罪恰能“对症下药”，解决这一揽子的问题，原因在于盗窃罪相比诈骗罪而言，其行为结构较为简便，同时将本案定性为盗窃罪，行为结构上与实际案情的对应性、逻辑上的自洽性均强于诈骗罪，笔者已在行为定性中进行了分析，便不予赘述。有学者认为，应另辟蹊径按侵占罪处断，其重点在于研究行为人的“取财阶段”，而“偷换阶段”则属于预备阶段。首先，行为人邹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是在顾客的自由意志支配下扫码付款而实现了对钱款的占有，且具有直接消费、取款的权利；其次，行为人与顾客错误的自主扫码付款行为之间形成了不当得利之债；再次，因顾客的错误支付行为，导致钱款超出其控制范围而脱离占有，可将钱款认定为遗失物；最后，行为人邹某具有拒不归还的持续状态，其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对完整的刑事案件的认定应从行为人预备犯罪到实行终了等阶段进行全局性的把握。其一，在本案中，行为人实施偷换的阶段应属于着手实行阶段，而预备阶段考量的要素在于行为人为实施犯罪事先准备自己的收款码或者策划隐秘的方案等，且行为人偷换目的在于取得商家的钱款，具有明显故意的犯罪动机，因此最终对钱款的占有并非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从钱款占有来源的合法性上可否定侵占行为。其二，顾客的支付行为是对购买商品的价款进行的回应，顾客本身不存在损失，行为人正是利用顾客付款而秘密窃取了商家的利益，属于行为人的计划内容，其与顾客付款行为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更未体现“行为人代为他人保管财物”的要求。其三，顾客对商家门店张贴提供的收款码付款，没有审查核实商家二维码真伪、归属的义务，未付入正确的收款码不能归咎于顾客，当付款完成，顾客与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归于消灭，不存在所谓遗失物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邹某偷换二维码获利行为不符合刑法对侵占罪的规定。随着社会科技的日新月异，传统型犯罪似乎在慢慢淡出人民群众的视野，不法分子借助、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或者手段实施的新型犯罪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下，如何准确适用刑法，充分发挥刑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效能，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值得当下去思考的。刑法作为一门评价罪与刑的艺术，既要对构罪进行准确评价，也要对刑罚进行准确适用，不同的罪名，其刑罚存在着差异，定不同的罪，将直接影响到受刑人的公正性。对于本案邹某偷换收款码获利行为的评价，笔者认为，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研判，还是从罪刑法定原则上看，定性盗窃罪无疑是准确恰当的。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与本案相似度极高却被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新型犯罪仍存在认定上的模糊地带。面对相似或者相同案件产生的争议，一方面要出台和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规范问题争议，避免同案不同判；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从不同罪名的行为结构中寻求最优解。参考文献： [1][2]胡洁人、王运翱.“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性质之争议[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04):60-63. [3]阮齐林.“二维码替换案”应定性诈骗[J].中国检察官,2018,(02):3-7. [4]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利益[J].中外法学,2016,(06):1407. [5]柏浪涛.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J].东方法学,2017,(02):104. [6]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02):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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