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礼返还的俗、法冲突及其司法融通尝试

   摘要：明代俗、法中的财礼返还规范，在返还主体、范围与形式、情形与比例等层面存在诸多冲突。究其原因，律文的有限性、抽象性、统一性以及滞后性，决定了立法对婚娶实践的包容度远不如地方习俗。明代民间礼的“俗化”亦使财礼返还习俗盛行不止。这致使财礼纠纷化解陷入“俗、法两难”尴尬境地。对此，司法官秉持“以财为要”的司法原则，以财礼为开启诉讼的要端、听讼断狱的凭据，以及调和两造利益的砝码，从而规范民间婚娶行为，平衡涉诉各方利益，妥善化解财礼纠纷。以史为鉴，当前我国彩礼纠纷司法化解中，应进一步规范彩礼习惯的司法认定与适用，在诉前调解中适当引入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并参考彩礼的实质性特征判断彩礼返还范围，以修复性司法理念为导向认定彩礼返还的情形与比例。

关键词 明代  财礼返还  习俗  司法融通

一、问题的提出

彩礼纠纷，是我国历时数千年的彩礼给付制度的伴生之物。为正确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彩礼认定范围、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内容予以规范。其中习俗成为认定彩礼范围、判断彩礼是否过高、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比例的重要因素。可见，官方旨在通过司法审判合理吸纳地方习俗，以缓解彩礼领域法律与习俗的冲突。然而，当前习俗与立法在彩礼效力以及返还规则等方面的规范仍有颇多歧异。同时，相对稳定的风俗习惯往往是特定范围内群体长期利益博弈的结果，其必然内含着群体深层的利益需求，而这种需求并不必然与立法所倡导的价值取向相兼容。如上种种，致使司法审判中尚存彩礼范围、返还主体难以确定，返还情形与比例难以明晰，依法或从俗难以抉择等困境。在社会历史文化、伦理关系、经济环境等复杂要素的参与下，司法应如何妥善化解彩礼纠纷的难题依旧。

习俗是群体行为习惯在历史更迭中积淀或分化的结果。当前彩礼习俗与法律的冲突依然深深根植于乡土社会，其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和深厚的文化根源。作为传统中国宣达法令、改革礼俗之显时，明代是研究彩礼返还之维俗、法冲突的一个重要时期。明代“财礼”也即现今彩礼，又称“聘财”或“聘礼”，是明代民间婚俗与国家立法中婚姻制度的一个关键要素。一方面，明代有着丰富且相对成熟的财礼返还国家立法与地方习俗，二者不论是在具体内容还是详尽程度上都大有不同。另一方面，明代统治者注重宣讲法令、移风易俗，试图彻改民间婚娶论财等弊俗，却往往“禁不能止”。如何协调习俗与立法的对峙，形成二者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成为彼时地方治理的要务。面对与现今彩礼纠纷解决及婚嫁风俗改善相似的困局，明代统治者及地方司法官吏采取了何种应对措施，又有何实效？从中归纳中国传统司法化解彩礼纠纷的历史经验，抽象出其中融通俗、法的调试规则，或可为当前彩礼纠纷司法化解提供经验与启发。与此同时，明代有大量法律文本、判例判牍、乡规民约、世情小说等官方或民间材料留存于世，这也为明代财礼返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支撑。现今学界就明代财礼返还展开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研究或从明代婚嫁程序之维，或从民间契约习惯视角，或以解读明代世情小说，又或从明代婚姻司法中略窥财礼返还的样态。涉及财礼风俗的成果则多偏研明代婚俗中的婚礼仪式、婚姻类型诸端，或聚焦婚娶论财之恶俗，对于明代财礼返还习俗以及俗、法冲突的专门著述尚付阙如。整体来看，尚未见对明代财礼返还规范的系统梳理，缺少对财礼俗、法规范的细致对比，难以透视财礼返还领域二者的对话和博弈，更未探索司法维度财礼纠纷化解的具体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以明代乡规民约、世情小说、国家律法、判例判牍等为基础材料，试对财礼返还领域习俗与立法的诸多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融通俗、法的尝试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