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要旨
股东在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将注册资金抽回，严重损害了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公司是否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于执行问题，与是否应当判决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关，不影响法院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
案情概要
黔福源公司于2014年1月9日申请登记设立，公司发起股东（法定代表人）蒙某实缴500万元，占注册资本50%；发起股东唐某实缴1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发起股东石某勋实缴400万元，占40%。三名发起股东的实缴出资共1000万元于2014年1月9日存入该公司临时存款账户。1月15日该笔实缴出资款全部转入该公司另一账户，并于当天从该账户内转出。
胡某邦（甲方）与黔福源公司、石某勋（乙方）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于2015年9月14日达成《还款协议书》，载明：1、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50万元，已还30万元，剩余借款220万元，乙方以宝马车一辆作价人民币35万元，11个门面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权、租赁权（具体门面由甲方自由选择确定）作价185万元作为归还甲方借款的保证。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有权不经乙方同意即可对外转让该11个门面的使用权或对外租赁并收取租金用于一次性抵清甲方185万元；2、甲方在处置上述乙方所提供的财产时，乙方保证无条件配合并提供和签署相关资料文件，无条件协助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给第三方买受人或承租人。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当时正在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在达成《还款协议书》的次日，即2015年9月15日，胡某邦与黔福源公司、石某勋在法院主持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黔福源公司、石某勋于2015年12月31日前归还胡某邦借款200万元及利息50万元。
2015年12月22日，蒙某将其持有的50%的股权转让给石某勋，黔福源公司的持股情况变更为：石某勋90%，唐某10%，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蒙某变更为石某勋。
胡某邦于2016年1月6日向法院申请强制前述民事调解书。法院受理执行后，向被执行人黔福源公司、石某勋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在期限内执行。因被执行人无可执行的财产，法院遂作出终结执行裁定。
胡某邦以唐某、蒙某为被告向贵阳中院起诉，请求判令蒙某、唐某分别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黔福源公司尚欠胡某邦的本金和利息250万元，在黔福源公司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贵阳中院2016年12月31日作出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胡某邦、蒙某、唐某均不服该判决，向贵州高院提出上诉。贵州高院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于2018年3月12日裁定撤销前述民事判决，发回贵州中院重审。
在一审审理中，胡某邦明确其诉讼请求：股东在其未出资部分（包含抽逃出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不主张股东相互之间的连带责任。
法院审理
贵阳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黔福源公司是否已完成还款义务；二、蒙某、唐某是否抽逃出资。
一、关于黔福源公司是否完成还款义务。贵阳中院认为，前述民事调解书系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且其在《还款协议书》之后，胡某邦、黔福源公司、石某勋应受该生效调解书的约束。因《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债务与调解书确认的债务系同一笔债务，《还款协议书》载明已归还30万元，故债务人欠款金额应为220万元。虽然签订《还款协议书》时石某勋并非宝马车的车主（登记车主为唐某）及黔福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车主唐某及黔福源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唐某、黔福源公司现法定代表人石某勋也到庭表示认可。因蒙某、唐某未能举证证明胡某邦实际收取的门面租金的金额，胡某邦自认收取了45000元租金，租金抵债部分以胡某邦自认金额为准。《还款协议书》已约定宝马车辆作价35万元，故抵债金额为35万元，予以扣减。本案黔福源公司未履行的债务金额为180.5万元。
二、关于蒙某、唐某是否抽逃出资。从胡某邦的举证来看，蒙某、唐某等作为黔福源公司的股东虽于2014年1月15日向黔福源公司账户投入了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在验资后即将其全部转出，显然不符常理。蒙某、唐某虽辩称款项用于公司建造服务区工程，但无证据证明，且其举证工程项目的承包协议书分别于2014年3月、4月、12月才签订，验资当日转出的款项和验资所需的注册资本的金额完全一致，蒙某、唐某不能就转出的资金对应的用途提供相应证据，故对蒙某、唐某未抽逃出资的辩称不予采纳。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唐某应在其抽逃出资1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黔福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蒙某虽然目前已不是黔福源公司的股东，但股东应当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规定如实、足额缴纳出资，蒙某将其出资抽逃，其虽将股权转让，仍应当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黔福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蒙某应当在180.5万元范围内对黔福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贵阳中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蒙某、唐某不服贵阳中院一审判决，向贵州高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胡某邦的全部诉讼请求
贵州高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蒙某、唐某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二、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
一、关于蒙某、唐某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存续的基础，股东抽逃出资不仅严重损害公司资本不变原则，还将造成公司偿债能力不足，危及债权人利益，故历来为法律所禁止。非经法定程序，股东不得抽回其对公司的出资。黔福源公司发起股东三人实缴的出资货币共1000万元于2014年1月15日从公司账户转走，蒙某、唐某未能举证证明其通过法定程序抽回出资，故二人已构成抽逃出资的行为，应依法在其抽逃出资额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略）
三、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一审法院据以裁判的法律条文存在瑕疵，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对此予以纠正，但一审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蒙某、唐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蒙某仍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院经审查认为，蒙某的再审申请事由及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蒙某是否抽逃出资的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了认定股东抽逃出资的具体情形。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2014年1月9日蒙某、唐某以及石某勋分别实缴出资货币500万元、100万元及400万元，于2014年1月15日即将该1000万元全部转出。上述款项转出未经过公司正常的财务流转程序，故原审判决认定蒙某抽逃出资500万元，唐某抽逃出资100万元并无不当。蒙某称转出的1000万元系用于黔福源公司的项目投资，并提供了支付该项目工程款的银行流水，但上述项目所有资金流转均未通过公司账户，也没有相关公司财务报表明细。蒙某提供的个人银行账户流水中所显示的付款时间、支付金额及收款人与《工程项目承包协议书》中的内容及合同相对方并不能对应，故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蒙某作为黔福源公司股东，在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将注册资金抽回，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偿债能力，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在其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至于黔福源公司是否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属于执行问题，与是否应当判决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关，不影响本案对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一审法院虽然在引用司法解释条文时出现错误，但二审法院已予纠正。因此，二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二、关于蒙某的责任承担范围问题。胡某邦与黔福源公司、石某勋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在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三方当事人于2015年9月14日达成《还款协议书》。次日，三方又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载明：由黔福源公司、石某勋于2015年12月31日前归还胡某邦借款200万元及利息50万元。由于《还款协议书》在内容上明确约定了以汽车、门面租赁权等作为归还借款的保证，且签订《还款协议书》后三方当事人又再次以调解书的形式确定了黔福源公司、石某勋的还款义务，因此《还款协议书》应当视为履行调解书的担保，而非对调解书中还款义务的变更。《还款协议书》约定胡某邦有权用收到的门面租金抵扣借款，但不能因此免除黔福源公司、石某勋的剩余还款责任。因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抵扣35万元后蒙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降至180.5万元，并未给蒙某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不足以导致本案再审。
裁定驳回蒙某的再审申请。
案例索引
一审：贵阳中院(2018)黔01民初447号
二审：贵州高院（2019）黔民终505号
再审：最高院（2019）最高法民申4451号
阅案心得
本案标的额不大，但历经中院一审、高院发回重审、中院一审、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审查，实属罕见。股东的出资一旦注入公司，就属于公司财产，股东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已注入公司的出资从公司抽回，否则就构成抽逃注册资本。抽逃注册资本虽然已经不再入罪，但当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其债务时，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债权人均可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整理人
安云初，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15364058292（电话、微信同号）
